2014/03/19 post initially in PC Home
台灣電影工業，在2008年海角七號之前，就像被澆熄的灰燼，看不到火花，也看不到未來，而唯一的希望是在表層灰燼掩蓋下，保留的最後餘溫。有的是導演四處籌錢，拼出一個機會，如魏德聖；另外有一批人是找到有興趣的題目，用時間換取金錢，從成本較低的紀錄片著手，如林育賢。
李惠仁是另外的一種典型，所以會走出另外一條路並不奇怪，之前是一個記者，而且是經歷過老三台仍呼風喚雨時期的記者，更是個充滿想法、信念的記者，特別對於不公不義的事情。他的離職是因為對新聞界不合比例的大幅報導連家生孩子的新聞，因為主編會為記者沒拍到連方瑀從住家離開的畫面而大發雷霆。我不清楚現在這個世代，還有多少記者是懷有使命感進入這個行業。
因為曾經是資深的記者，所以一開始就從記者的現況出發，也就是從批判現在記者的邏輯不通開頭。就像灰燼中的火苗總是從最易燃的燃體開始。是教育的問題？是時間的緊迫？是上層的壓力？還是真的是記者本身的不經心？這些是我沒有問出口的問題。現在媒體在成為政府、政黨、企業、特定人事的禁臠後，記者，或說傳統媒體的記者還容的下有堅持的記者嗎？紀錄片可以成為這樣記者的發揮空間嗎？
在不溫不火的餘燼中待久了，對這個社會總會找到吶喊的能量和標的，這也是孕育紀錄片環境的溫床，也進而培育許多很想發聲的影視工作者，如戴立忍等。這群人多是從社會的氣氛和底層的角度來看社會，而記者的特殊身份則有另一個層面的發現，躲藏在鏡頭之外的發現。李惠仁對於台灣紀錄片的去政治化，少批判性有所微詞，只是這群紀錄片工作者所處的環境就是如此，而有強烈批判性的紀錄片在現實環境下，也很難浮上檯面，多數都只能在NGO當中流傳，經過這些年的經驗，我以為李惠仁會有深切感受吧！
聽到這樣充滿信念，自我堅持的人演講，會產生激動，會隱隱看到在餘燼中所藏有的火光，帶來的希望。但同時，也會產生莫名的無助，會對於我們力量的渺小感到悲哀。對於紀錄片紀錄下這個時代的現象，讓現在和未來的許許多多人看見，是紀錄片的基本功能，但相信不僅於此，曾看過、聽過的紀錄片導演，或多或少都帶有一些信念，企圖影響和推進其理念 ，不只有紀錄。有的是期待引起討論，改變現況，有的是想要激發關注，引入資源。"發現台灣"，已經是台灣紀錄片受關注度最高，討論最多的一部，估且不論很像法國空拍攝影師Yann Arthus-Bertrand的從空中看地球系列，甚至直指問題的能力尚有不及，但現在就像船過水無痕一般，在台灣已經幾無漣漪。紀錄片在台灣似乎僅止於此了！國外曾經有過紀錄片讓國家震驚，進而影響教育政策的例子，會不會讓人好生羨慕呢？
另外還有沒問出口的問題在於干預。紀錄片首重真實，也因為如此，紀錄片導演要避免製造和影響事件的發生。我已經忘了這是從那裡得到的資訊。其實在"十二夜"，就有過這樣的爭議，因為九把刀改變了最後的結局。而李惠仁的紀錄片，甚至自己就是當事人。紀錄片可以有製作人的主觀，但是否可以涉入，這部份會被質疑理所當然。另外可以思考討論的是記者、紀錄片作者，在份際上、影像處理上，是否有所不同？紀錄片是否是有使命感的記者最好的出路？
紀錄片是電影影像的一環，本質還是在說一個故事，而且要是能吸引人的故事，而且因為真實在發生，無法快轉，無法迴避。有的時候覺得這些藏在沒有火光的餘燼之中的溫度，才是最熱情，最熱烈的。而這些不被注意重視的一群，他們的堅持才能創造新生的火焰。
不過在Po這篇文章的時候才發現，似乎現在的政府根本聽不進也不想聽人民想說的話，這才是問題啊！
